来源，人民网文史，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年第2期，原标题为“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背后的故事”作者：胡平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

毛泽东：要搞就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在美苏两国登月竞争十分激烈的日子里，中国人也急于打出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早在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而且，我们要搞就要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任务。“小组”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赵于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此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一时间，中科院内热气腾腾，调兵遣将，数十个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三个设计院。年，堪称“放卫星”之年。各行各业都争着“放卫星”：某县放水稻“卫星”亩产3万斤，没几天，另一个县又放“大卫星”，亩产水稻13万斤……毛泽东视察河北，在徐水，县委书记说：粮食多得吃不完。毛回答：那就让社员一天吃五顿。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与工人们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中国科学院在当年6月份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放重型卫星，向次年的国庆10周年大庆献礼。留在北京的两个设计院夜以继日，苦干了3个月。以年轻人为主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迁往上海的第一设计院，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当时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大学生，平均年龄只有21岁。客观条件的限制，层出不穷的问题，使该院承担研制的火箭尺寸越来越小，研制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只能研制简单的T7—M火箭。年，饿着肚子的大学生们将这枚T7—M火箭，竖立在了上海南汇县老港镇20米高的发射架上。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来到上海，参观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一进大厅，他直接来到T—7M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后，他问旁边的讲解员：“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但马上又转头，对陪同来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6个月后，火箭发射的高度达到了60到80公里。但实际上，科技人员普遍缺乏火箭、卫星基础理论知识，而且没有设计资料、计算手段，总体设计参数难于选择……一大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研制工作不得不搁浅了。“”工程：全面绿灯，“刻不容缓！”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7月9日和7月11日，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它们已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了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从年代起开始担任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的正是孙家栋。“两弹”的成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当年中国人的心目中，念念不忘大国是需要一些象征的，但我们与别的国家比什么呢？比汽车、钢铁？还是比国民收入、受教育水平？经过狂热的“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惩罚，许多人都退烧了，清楚在这些方面决不是15年、更不是两三年就能赶超得了的——可以拿出来比，而且一比就能震动世界的，就是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中国人既然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都能搞出原子弹，现在能吃饱饭了，怎么不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搞出自己的卫星？转折发生在年。年岁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身为人大代表的赵九章，听完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晚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他当面交给周总理。年1月6日，赵九章又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阅此报告后，当天便批转给了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阅完报告，在报告上欣然写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并组织人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报告，正式呈送中央。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是1月份正式提出建议，这一工程的代号定名为“”任务。会议还强调，只要是“”需要的，全国的人、财、物，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赵九章被任命为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院长，作为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的则是钱骥。年以前，两人先后做过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国民党政府仓皇撤离大陆去台湾时，两人都拒绝去台，两人都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钱骥已在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九章入党未成，没资格交党费，可交工会会费总是可以的吧。从建国起，他每月领到工资的头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元钱交会费，一直交到自己成了“牛鬼蛇神”……赵九章的死与周恩来的泪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豪宅香车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的电话。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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